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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唱惊人高票价引争议:我们在为谁买单

新华社发

  这个周末,王菲将在南京奥体中心连开两场演唱会,最高票价为2500元。而就在两个月前,王菲香港个唱的最高票价只有980港币,合人民币817.2元。

  同一个明星,同属一个巡演周期,为啥票价的差距就这么大呢?

  内地场地费是香港的8倍

  “内地王菲”比“香港王菲”贵一倍并非个例。张学友南京个唱,最高票价2488元,而在香港只有680港币。一般性的音乐会或戏剧演出,180港币就可以在香港坐到前三排。可到了内地,这个价格只能买到角落里的“飞机票”。

  为何演出一到内地,票价就要连翻几个跟头?这两天,记者采访了内地多家一线演出公司负责人。他们表示,只有匿名,才愿意“说点心里话”。

  根据他们的“心里话”分析,场地费、舞台费用和广告成本等的差异,是造成票价差的主因。一位演出公司负责人对记者说,“同等档次的场馆,内地一线城市的场地费是香港的8倍!”广告投入也是一项巨大成本。内地广告往往是粗放式投放,而且哪一家媒体都不敢少,有时仅广告投入就超百万。这次王菲全国巡演,赞助者甚至把广告做到了央视,“寸秒寸金的地方,你说这票价能低得下来吗?”

  高票价到底“虚高”在哪里?内部人士坦言,一是“抬人气”。不少经纪公司往往把票价高低当作歌手实力的象征。明星们还经常“比着来”:你高我更高。二是“捞一笔”。想尽一切办法炒作:退出前谢幕演出、复出后首轮巡演等概念横空出世。三是“造假象”,主办方一般会把最低价票捂在手上,营造“一票难求”的假象,让歌迷恐慌而不得不提高预算,而主办方则有节奏地出票,把市场玩弄于股掌间。

  15%赠票成行业潜规则

  南京一位资深演出商就对记者感叹,“票定高了,也不好卖,我们也亏钱。但怎么办呢,成本摆在这。那么多部门需要沟通,除了正常费用,还要打点各个关卡。一看到我们引进大项目,各个关卡都坐地起价,你不提高票价,这笔费用怎么分摊?最后只能靠消费者买单了。”

  但从市面上频频流出的赠票可以看出,此言非虚。业内人士做过统计,一场演唱会赠票约占15%。成本呢?只能分摊在可售票中。结果,观众无形中为某些权力部门买了单。

  有演出商跳出来自我辩护:“文化演出又不是大蒜酱油这样的生活必需品,那就量力而行呗,嫌贵就不要买。没人买,票价自然会降下来。现在既然场场爆满,就说明票价不贵。”

  对这种说法,观众显然不买账。网友“听雨听歌”干脆就说这是强盗逻辑:明星演出票就像房子,是稀缺资源,票价想定多高就定多高,你不能让老百姓一边捏着鼻子买票一边承认定价是合理的!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菲迷”李小霞刚刚在网上买到一张1080元的门票,“这是我半个月的工资!但这已经是现在能买到最便宜的票了。算了,谁让我喜欢王菲呢,只能被绑架了!”

  记者从一家门票销售代理商处了解到,除少数忠实粉丝外,大部分高价票其实都被“公款消费”了,“有时票价最高的反而最抢手,有人一买就是几十张VIP贵宾票!尽管他没明说,但我也能看出来,很明显他不是自己看的。”这些“被购买”的门票最终落入哪些人之手,其中又有多少猫腻,可想而知。

  演出多了,票价就能降下来?

  有人认为,王菲、张学友这样的明星对内地市场毕竟还算稀缺资源,不像在香港,那么多的“天王”、“天后”轮班开个唱,票价自然没法卖上去。于是就有演出市场专家如是说,“如果演出市场上可供选择的高水平演出能多一点,票价自然就会降下来。”

  南京新世纪文化演艺中心企宣小夏分析说,如果单纯依赖对外引进演出,票价很难控制。比如内地现在经常办的新年音乐会,只要请的是国外国家级乐团,光交通、住宿费就要七八十万,票价想不高也难。所以,既要引进高水平剧目,也要扶持本地演出。本土团队尽管与世界一流水平存在差距,但它可以通过低票价起“入门”作用,不至于让过高的门槛挡住一颗颗热爱艺术的心灵。政府也应大力扶持这类演出,通过补助、购买项目等方式,鼓励本土院团多演,让市民欣赏到更多、更好、更便宜的演出。

  还有专家表示,主管部门应从演出水平、公益性、市场需求等角度出发,对这些演出予以一定的政策扶持。比如台北的“小巨蛋”体育馆的管理模式就很灵活,演出商可以根据观众预计人数,租用相应的座位,用多少座位,就收多少场地费。这样就让不少小型演唱会有了节约成本的可能性……

  这样的分析自然不无道理,但似乎低估了影响市场的复杂因素。演出多了,票价就能降下来吗?这样的逻辑就相当于:白菜丰收了,菜农就一定能增收,消费者就一定能买到便宜菜。

  滚石一次全球巡演能赚到十几亿美元,票价高吗?那是真高,但有几个滚石、老鹰或者鲍勃迪伦的乐迷会抱怨票价高呢?真正由市场做主的票价,乐迷们才会愿打愿挨。实际上,内地的演出市场并不是完全由市场要素做主。有几个掌握审批、场地等行政资源的部门愿意放弃寻租的机会,高姿态地放弃在这个本应属于公众利益的蛋糕上分上一杯羹?于是,这些层层加高的成本,最终就变成了难以承受的票价。 本报记者 董 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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