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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5月,“巨蛋”之下的国家大剧院东水下廊展厅,在看演出的必经之路上,你一侧身就能邂逅中国昆曲600年的老灵魂。旧时苏州大户人家唱堂会用的昆曲堂名灯担,北派昆曲大师韩世昌的戏服、戏镜,昆曲“传字辈”传人沈传锟的马鞭、郑传鉴的云帚、方传芸的手抄曲谱、沈传芷的笛子……还有苏州戏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记录清代中叶盛行于舞台的1298出昆剧剧目、嘉庆年间内廷供奉陈金雀(昆曲名角)之祖传藏本《昆剧全目》。这些文物,见证了“百戏之祖”昆曲数百年间或灿烂或晦暗的历程。

  这一名为《兰苑芳鳌——中国昆曲600年全景》的特展是今年纪念中国昆曲“申遗”十周年的活动之一。从5月到6月,从北京、上海、南京、苏州、昆山到台北,“纪念昆曲成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榜首十周年”的活动令人目不暇接。除各个剧团携当家剧目进京演出外,全国优秀中青年昆剧演员以剧团为专场在上海进行展演。这一切似乎都在检视这十年间昆曲传承保护的成果。

  起落的命运

  “十年前申遗成功的概念就是知道它得了尿毒症,必须要给昆曲换个肾,让它不至于死去。”

  5月14日晚,上海昆剧团的精华版《长生殿》在长安大戏院上演,场内座无虚席,场外“黄牛”逡巡。演出结束后,掌声、喝彩声把蔡正仁、张静娴两位主演留在了舞台上,有人数了一下,谢幕谢了八次。扮演“唐明皇”几十年的蔡正仁说,“当演员这么多年,我第一次在舞台上感觉到无所适从,不知道是该留在舞台上还是回到化妆间。”蔡正仁说,这和十年前观众寥寥无几的景象相差太大。

  十年前是什么概念?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院长柯军告诉南都记者,十年前的昆曲就像一个快死去的老人,“奄奄一息,得了重症,基本上是尿毒症的概念,没有自我修复功能,造血功能成问题,供血不够,做了透析,但换一个肾很贵,身边也没有孩子照料,国家给它一个病房,有床睡,但真的快要死去了。”

  十年前,柯军所在的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还叫江苏省昆剧团,是全国“六个半”昆剧院(团)中的一个。这“六个半”包括北方昆曲剧院、上海昆剧团、浙江昆剧团、江苏省昆剧团、苏州昆剧团、湖南湘昆剧团以及当时没有演出任务的浙江永嘉昆曲传习所。“当时昆曲从业人员有800人,昆曲人自称‘八百壮士’,颇有一番悲壮情怀。”戏曲研究专家、2001年负责昆曲“申遗”材料撰写的王安葵说。

  王安葵记得蔡正仁讲的一件真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上海昆剧团努力使昆剧进校园,演一些优秀的传统戏。有一次校园演出,没演完,学生就走了很多。组织方一看人数寥寥,就把出口的门反锁了起来,学生于是跳窗户出去了。“那时候,昆曲是爷爷奶奶听的东西。”

  而柯军记得,有一次在乡下演出,连乐队、演员在内一共几十个人在台上演《风筝误》,台下只有三个观众,一个在睡觉,一个在游荡,还有一个在嗑瓜子。“那时候,团里的演员们都自谋生路,下海做生意的,卖安利的,开布店的……因为看不到希望。”一年只有两三场演出,柯军一苦闷就练书法、篆刻。

  在昆曲起落百年的命运里,这并不是最低谷。

  民国初年,随着京剧的兴起与风靡,昆剧在角逐中节节败退。姑苏风范的正宗“南昆”仅存一副三十余人的“全福班”勉力支撑残局,且已经基本成为“江湖班”,在江浙一带城乡演出。到1923年,百年大班“全福班”正式宣告解体。

  面对日益式微、后继无人的状况,苏州名曲家张紫东、贝晋眉、徐镜清等人集民间资力筹办培养昆曲演员的新型科班。1921年8月,在苏州城北桃花坞西大营门的“五亩园”内,昆曲史上意义重大的“昆剧传习所”成立。顾传玠、周传瑛、朱传茗、沈传锟、王传淞等四十名艺人,艺名中都有一个“传”字,意在使昆曲传承后世,后人称这代昆曲演员为“传字辈”艺人。

  在民国年间承前启后的“传字辈”,被认为“没一个废材”,但在出科组班之后,正值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的时代。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之后,“传字辈”组班的“仙霓社”名存实亡。1942年,惨淡经营十年后“仙霓社”最终解散,“传字辈”艺人有的改行讨生活,有的教曲为生,最悲惨的以乞讨、算命为生。

  在北方,“北昆”的老演员、导演丛兆桓回忆中,曾经赴日演出的“北昆”大师韩世昌在当时的“哈尔飞戏院”(今西单剧场)演出时,台上悬挂着“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的悲怆对联,堪称一时写照。卢沟桥事变后,曾经的“台柱子”有的还乡务农,有的在公园摆茶摊、卖烧饼。

  直到1956年,昆曲的命运才发生戏剧性的转变。这年春天,由周传瑛等几个“传字辈”艺人组成的“国风昆苏剧团”在北京上演了改编本《十五贯》。《十五贯》讲了一个错综复杂的案件。一桩离奇命案发生,庸官在没有调查事实的情况下断了冤案,无辜的人判处死刑。监斩官况钟在执行之际,发现了疑点,设法暂缓执行,亲自做了调查后,发现这是个冤案,并将之昭雪平反。而这之前的1955年,肃清反革命分子的“肃反”运动积累了大量冤假错案。《十五贯》在京46天演了46场,观众达7万多人次,一时间满城争说《十五贯》,轰动首都。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高度赞赏,毛泽东指示:“《十五贯》是个好戏。这个戏要推广,全国各剧种有条件的都要演。这个剧团要奖励。”周总理称赞“浙江办了件好事情,一出戏救了一个剧种。”中南海怀仁堂专门开了一个座谈会,周总理说,《十五贯》有人民性,它体现了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官僚主义、有错必纠的一种思想精神。5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影响深远的社论《从“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谈起》。随后影响波及全国,一两年时间里,江苏省苏昆剧团、北方昆曲剧院、湖南郴州专区湘昆剧团、上海市青年京昆剧团等专业昆剧团体相继成立。《十五贯》的演出也传奇地成为了昆曲史上的一个节点。

  政治助力,昆曲迅速进入了一个好阶段,但“文革”中一声令下,演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昆剧院团即纷纷解散,原来的昆曲演员也转入各地京剧、苏剧等其他剧团,直到“文革”结束。蔡正仁说,“‘文化大革命’使我们这代人失去了异常宝贵的再传承机会,也使昆曲失去了整整一代的观众。正因为这样,传统折子戏在很长一个时期里处在极其困难的局面。”

  蔡正仁的母校上海市戏曲学校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几乎没有剧场提供学生的实习演出。昆曲三班的学生在长达7年的学戏生涯中,有一半以上没有上过舞台。他们平时学过的戏没有机会得到检验,谈何传承?拿剧团来说,传统折子戏的演出更是少得可怜,那个时候,在戏曲界流行一个说法:就是台上的人比台下多。在昆曲界更有令人十分心酸的往事,有个别昆剧团为了吸引观众来看戏,特意在广告牌上写着“今晚演出无昆曲”。

  对于1965年出生的柯军来说,他记忆里昆曲的“谷底”,是市场经济激活的上世纪90年代,“十年前还是埋头苦干又快又好的时候,经济建设为中心,文化是可以放一放的”。2001年5月18日,中国昆曲艺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同一批中,还有日本的能剧与狂言。柯军说,日本申遗成功很多媒体是头版头条报道,但是昆曲申遗成功国内舆论一片平静,“大家没什么感觉,但是联合国告诉中国的昆曲,必须要换肾,不换肾不行,”“十年前申遗成功的概念就是知道它得了尿毒症,必须要给昆曲换个肾,让它不至于死去,这是第一个工作。但老人还是老啊,没有生命的延续还是不行的。”

  传承的困境

  “……死了。还怎么继承?他们没了,北方昆弋也就彻底没了。”

  人在艺在,人亡艺尽,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属性。

  北京昆曲研习社社务委员、作曲家朱复曾回忆,1957年北昆建院的时候统计过,北昆老人们身上一共有六百六十出剧目,可是那个也不全,还有好多戏因为“反动封建”都没写上,“可是,演了百分之五没有?这都难说。”

  朱复记得,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北派昆曲大师韩世昌住在北京龙潭湖的地震棚里。朱复去看他,韩世昌告诉朱复,他和马彦祥、侯建亭、侯玉山等其他几位老艺术家商量,还没扔掉北方高腔前,几个人一起再研究研究做点事,“说完了俩礼拜之后,韩世昌心脏病,死了。再过俩月,侯建亭,死了。再过三年,马彦祥,死了。还怎么继承?他们没了,北方昆弋也就彻底没了。”

  “昆曲传承讲究的是口传心授,这50多年,我们传丢了500出戏!”北昆的一位老演员沉痛地说。据统计,历史上昆曲剧目可考的有3000多个剧本传世,到了“传字辈”,保留在舞台上的昆曲传统剧目常演的尚有600余出,而新中国成立后培养的一代演员,只能演200余出戏了。到现在30岁左右的新一代,能演的不过50出。

  新中国成立以来,苏州以“继”、“承”为代际培养了两代苏剧、昆剧兼学兼演的演员,著名昆曲艺术家张继青就是继字辈传人。1954年,集中“传字辈”教师的“华东戏曲研究院昆曲演员训练班”培养了一批后来活跃于舞台的艺术家,计镇华、蔡正仁、华文漪、梁谷音、岳美缇、王芝泉、张洵澎、蔡瑶铣、刘异龙等等都是出自这个著名的“昆大班”。在杭州,周传瑛、王传淞、周传铮等培养了“世”字辈,如著名小生汪世瑜、五旦沈世华等。

  1986年,在文化部振兴昆剧指导委员会办的昆剧培训班上,担任教学工作的14位老艺术家平均年龄达77岁,担任“昆指会”副主任及培训班班主任的周传瑛已经身患癌症,其他老师也大多年迈体衰身患疾病。如今,“传字辈”培养出来的弟子也已年过六旬,甚至七十开外。

  “我认为今天没什么好庆祝的。你在这里高谈阔论,有没有想到那些埋在地下的孩子?”柯军把那些失传的剧目比作“埋在地下的孩子”,“保留剧目是当下还能演才叫保留剧目,说有两百多出传统遗产保存在我们身上——以前人能演这不叫保存,在我们身上还有下一代身上还能演,这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

  而在北昆老艺术家、著名旦角张毓文看来,昆曲传承必须建立一个机制,必须保证稳定的生源,也必须得保证教学。“就像人家日本学歌舞伎一样,得强迫,这是国家的宝贝,你不能让它失传。日本就是那样,学这个东西是爷爷传爸爸,爸爸传儿子,儿子传孙子,是这样传下来的。”

  “现在已经断档了。”张毓文忧心忡忡地说。“一些老艺术家都没了,我们也六十多了,培养出来的两拨学生一拨四十多,再下面最年轻这拨将近三十了。”据说剧团明年要招学生,但张毓文说招进来的学生少说也得三年五年才能用,“小的二十多,大的四十多,差十几岁,你想这两个人的样子出去能好看吗?”但更严峻的断档是艺术的断档。“比如说折子戏,你会七八十出也好,如果你就会《游园惊梦》,他也是会《游园惊梦》,等我们岁数都越来越大以后,怎么办?”

  张毓文说,前段时间老朋友聚会说起《蝴蝶梦》,讲的是庄子戏妻,过去这戏不让演。“中间有人问,昆曲剧院的谁会这戏?我说我会。他说你会的是旦角,我们说的是老生,演庄子的。这样的话就没人了。”2005年北昆著名女旦蔡瑶铣去世,有曲友慨叹,在她身上恢复的元杂剧折子戏《女弹》又将成为绝唱。

  在日前举行的全国七大院团中青年演员展演中,有人从剧目表中发现,很多院团十年前是那些戏,今天还是那些戏,只是演出者从三四十岁变成四五十岁。“所以说这些问题需要我们探讨,而且要抓紧时间做。不能说我今天想了,但是十年后还有做。那时我们可能就不存在了。”张毓文说。

  “昆虫”成虫记

  张毓文:五十余年曲社情

  张毓文今年66岁,从11岁开始学戏到今天,唱了55年戏。老太太身材高大,十指丹蔻,一说话眉眼传神。

  “我自己就是从曲社启蒙的,”张毓文小时候住的胡同里有个街坊是当时北京昆曲研习社的成员,专门请老师到家里去,给她吹笛子、拍曲子,“拍曲子就是学唱腔,我那时候特别喜欢戏,只要是戏我就喜欢。”张毓文在她家学唱了《春香闹学》、《游园》,然后那位邻居正式介绍她入了昆曲研习社。“有很多老师都是很有名的,比如袁敏宣、还有陆剑霞,虽然不是专业演出,但都是很有名的曲家。”

  “我也是跟现在的小孩似的,特别入迷。入社一个月要交四块钱的社费,那可不得了,那是五几年,这个钱很值钱的。所以我妈妈给我的零花钱,我都不舍得花,那个时候冰棍才三分钱五分钱的,但是我也舍不得吃,就是为了交社费。”

  十三岁张毓文考到了北方昆曲剧院,正式学戏、演戏、教戏,退休之后又回到陶然曲社。

  “我的日历已经排到明年了。”在两所学校外加陶然曲社教戏,张毓文退休之后更忙了。陶然曲社办了八年了,张毓文在那里教了六年,每周六上午九点开始上课。“每次的活动都在二十多人,连唱再到身段,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学。指啊、看啊、上楼、怎么开门……这些都是基本功。”

  张毓文现在有一个笛师,可以带着大家一起唱《游园》,“这样的话,我还能减轻一点负担,靠我一个人唱,带着一二十个人,带不上,太累了,伤气。”教学比自己演戏累,张毓文感受很深。

  陶然曲社成员的平均年龄由几年前的五十多岁下降到了现在的三十五岁左右。年纪最大的是九十多岁,“走不动了,不来了。”最小的今年九岁,已经演了《春香闹学》,“特别可爱,特别好玩”,张毓文的桌上放着九岁小姑娘演完《春香闹学》之后和她的合影。

  张毓文讲述了小姑娘成为“昆虫”的过程。“有一次不知道什么原因小姑娘到我们昆曲剧院去,正好曲社十二点多下课,她一开门,我看见一个小朋友,我就说进来进来。然后她就进来了,她的姨妈也跟着进来了,说你们这儿也可以练啊,我说她喜欢吗?喜欢的话,下个星期六,让她来吧。就这样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就来了。”来了以后,张毓文发现她对昆曲的感觉特别好,后来就一直跟着张毓文学,除了在曲社的练习之外,还上小课。

  张毓文还有很多日本学生,人们说,张毓文带出了“日昆”。“差不多是1988年、1989年,日本留学生来得最多,也不知道怎么找到了我。他们觉得昆曲特别典雅,而且原汁原味,接触了我之后觉得张老师不管是教国内的还是教外国人都特别认真,没有‘猫教老虎,留一手’,因为你留一手的话,这东西就不对了,你再学过去的话,就不是这个东西了。所以他们(日本学生)现在能的戏特别多,回国之后还成立了‘日本昆曲之友社’。”

  张毓文告诉南都记者,5月28日,昆曲剧院的排练厅,张毓文的日本女学生伊藤治奈会演一个《思凡》,“昆曲里说男怕《夜奔》,女怕《思凡》,这个《思凡》的难度是相当大的。”

  曲社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有的人刚开始的时候有新鲜劲,可学昆曲比较难,也比较痛苦,来上两三回,一个月、两个月有的人就坚持不了了。能上台演戏的学生,到现在都换了好几拨了。”张毓文说很多人不爱教曲友唱,一来教着太累,二来学生不登台,没法替老师表现。“我本来就是曲社出身的,像这些事情就是要有人做,没人做的话,这个东西不都完蛋了。”

  张毓文甚至觉得,现在可以在各个大学开昆曲课,“可以作为一个必修课,一个星期有两次这种昆曲必修课,他学着学着就入门了。”她也想着昆曲从娃娃抓起,想从少年宫着手教昆曲,“所以现在不是人多了,而是人少了,你说哪儿有那么多老师呢?你说咱们北京有多少少年宫呢?东城、西城、宣武、丰台到处都有少年宫,你一个地方一个星期去一次,得需要多少老师呢?京剧现在进课堂进校园、昆剧也照样进了,京剧人多,会的人多,剧团也多,咱们昆曲人太少。”

  因为人少,陶然曲社的生旦都由张毓文一起教,“因为我们曲社没钱,请老师你就得花钱,现在谁来白干呢。礼拜六、礼拜天的,谁这儿加班啊?所以现在就是说有很多东西都是力不从心。谁好几个钟头跟你这儿(耗着)。”

  巴乌:找不到老师的难题

  “昆虫”巴乌也面临着找老师的问题。

  第一次被朋友拉去看昆曲演出时,巴乌还在念本科。那时候她听京剧,喜欢戏曲是从小受妈妈影响。2006年,江苏省昆剧团演出的《1699·桃花扇》在北大百年大讲堂演出,作为与青春版《牡丹亭》相媲美的大制作,《1699·桃花扇》也是由青春靓丽的年轻演员担纲主演,舞台华丽、服饰考究,但三个半小时的戏,她中间睡着了。“那时还是嫌昆曲慢。”这场目标群体瞄准年轻人的戏在巴乌身上没有奏效。

  但是后来上海昆剧团的一个传统折子戏专场却让她喜欢上了昆曲,“看完就喜欢上了,可能和我学中文有关吧,就觉得戏词特别好!”后来选修了一门关于戏曲的课,老师是北京昆曲研习社社长欧阳启名,老师推荐可以去参加曲社,她就去了,“曲社很多人都是这样来的。”

  巴乌属于零基础,虽然之前也听京剧,但自己不唱。曲社的成员基本上都是零基础,偶尔有京剧的票友。北大清华的学生很多,绝大多数都是年轻人,刚毕业几年的或者是在校学生。“刚进曲社学什么,教课的老师没有规定,赶上啥是啥。我去的时候学的是《玉簪记·琴挑》。”识工尺谱是基础课,一个折子一个折子学拍曲。“一开始很慢,一次课学两支曲子就不错了,大概一出戏要学三四个月。后来速度就越来越快了,跟不上就自己回家慢慢学,走的人也挺多的,一星期一拨也是有的。”

  巴乌唱小生,她说那时候自己对昆曲很着迷,曲社的活动每周都去,每次去一趟路上要坐2小时车。那时候活动地点在北河沿大街,对着南锣鼓巷,“学完就和曲友一起去逛后海吃饭什么的特别开心,认识很多好朋友!”

  最开始上课是老师坐中间,学生围着学,后来人越来越多,30来人满满一个教室,老师坐讲台上讲。人一多课不好教,授课的老师希望快慢班分开上,曲社负责人谈不拢,最后老师就不教了。但是后来曲社一直没有找到人教,“大家都不愿意教,上大课特别累,私下教都O K。”

  巴乌现在在念硕士,学的是电影,今年就毕业了。4年左右的曲社时间使她渐渐“成虫”,“学了之后看戏就更挑刺了,欣赏的技术性更强一些。其实很简单,就是演员唱错了我能听出来!“可是如今没有老师教就没劲了”,这是巴乌郁闷的一点。

  人物

  在“合肥四姐妹”之一张充和的记忆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中国昆曲的关联要钩沉到更早的1946年。

  《曲人鸿爪》中,张充和回忆,“记得就在那年,U N ESCO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派人到苏州来,请国民政府的教育部接待,由樊伯炎先生(即上海昆曲研习社的发起人)负责搭台。我和一些曲友正巧被指定为U N ESCO演唱《牡丹亭》的《游园》、《惊梦》。当天许多‘传’字辈的人都来了。我还记得,当时演唱的经费全由我们乐益女中来负担。”

  1946年,八年抗战终于结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才创立不久。没有人知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员对张充和她们表演的昆曲有何观感,与几十年之后的昆曲申遗有否关联,但对痴迷于昆曲与书法的张充和来说,这也只是赏心乐事的曲人生涯中的鸿爪而已。而在昆曲衰微的年代里,传播昆曲余热的反是这些热衷昆曲艺术的曲友们。

  “专业演出与业余演出之间的这种密切联系的状态,也是昆曲的一大传统特色。1990年前培养出‘传字辈’艺人的苏州昆曲研习所也是由知名曲友投资筹建的。这或许也是昆曲保持长久生命力的原因之一。”澳门特区政府文化产业委员会的蔡安安说。

  在现在的粉丝语言体系中,张充和、蔡安安这些酷爱昆曲的人都被叫做“昆虫”。豆瓣的小组里,与昆曲相关的最大的一个小组名字叫“元音大雅”,成员五千多人,另一个同样聚集昆曲爱好者的小组就叫“骨子昆虫”。在被一般认为曲高和寡的氛围中,这些“昆虫”们如何成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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