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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焦晓春的戏都是通过电视看的。演的是《三换衣》中的杨延景和《葫芦峪》中的诸葛亮。焦晓春生于1932年,80年代应该是她艺术上的成熟时期,刚50出头,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她一直屈居兴平,很少亮相西安。而与她在兴平共同待过一段时期的任哲中,这时候正在西安红的发紫,而老实说,论声嗓,论做派,任哲中并不比焦晓春强。也许焦晓春没有去西安自有她的高明之处,西安是名家云集的地方,竞争力强,俗话说:“同行是冤家”,到了西安不一定出名,尽管那是许多演员都向往的地方,但是,对于艺术本身的发展而言,演员过于集中并不是一件好事情,可以造成一个片面的结果,那就是人才浪费,和焦晓春一样的还有渭南的余巧云、咸阳的郭明霞等名演员,这些演员后来都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打出了自己的招牌,这是成功的,而最后走进西安的演员,更多的是被时间掩埋了,比如说宝鸡的崔惠芳,尽管的她的《祝福》、《火焰驹》也是公认的代表剧,但是到了西安,看贯了郝彩凤、肖玉玲的西安观众能接受得了她吗?观众不接受,那也只能宣告了一个演员艺术人生的终结了。

  其实,到西安名义上是为了更好的发展,也确实西安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供以把握,而从实质上讲,到西安为的就是走捷径,这不能怪演员,当前的文化气候就是这样。西安的著名演员到了外地去演出,人家观众不给鼓掌,说是戏还没有当地某某某的戏演的好……谁好谁不好,观众心里有杆秤,他们比谁都会比较,而这种现象存在的并非偶然,更确切的说应该是司空见惯的了。话又说回来了,到西安更多争的是名,是利,唱戏也是为了这个,而待在地方剧团的这些演员,一没门路,二没资本,只有老老实实的唱戏,演戏,他们的戏,更多的只是为了养家糊口,而且还要时时的往好里唱,因为唱不好今天就没钱拿了,如此时间长了,实力也就有了,客观上促进了艺术水平的提高,但是,一样的劳动,两样的心态,实与虚的概念在世俗的潮流中变得模糊了,人们的价值观念也模糊不清了。

  焦晓春最初学武生,年轻的时候演过《长坂坡》、《黄鹤楼》等武生戏,做工底子很厚实,中年之后开始学唱须生,嗓音苍劲清纯,她的《辕门》,演的很俏,能突出将帅的威严,又蕴涵着几分幽默,这是有别于刘易平的地方。她个头不高,但做派很干净,这一点可要比甘肃的薛志秀强多了,薛的演法很严肃,重气度,唱腔上也反映了这一点。其实演这个戏,就看演员怎么把握了,《见太娘》中的杨延景,表达的是人物那种矛盾复杂的心理,对于老娘,儿子更多的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希望得到老娘的理解,因为,这时候的杨延景,骑虎难下,斩杀爱子,做父亲的怎么能忍心呢?但是,他不这么做,他的政敌势必要告他个徇情枉法的罪名,而他又没办法找个借口赦了儿子,所以,这种心理是矛盾的。见了老娘,他又没办法说明自己的苦衷,却要拿出三军统帅的威严,读红头文件,当然,这是做做样子的,但也是有目的的,他深知自己的母亲爱面子,疼孙子,阻绝了母亲的讲情,这位老太太岂能善罢甘休,于是乎搬来了救兵八贤王,八贤王的到来,也正是杨延景要达到的目的,这件事情有了这个实权人物的参与,最起码宗保的性命已经检回来了,但是,杨延景自有他的如意算盘,费这么大的劲演这出戏,还不就是为了地到一根降龙木嘛,如果准了八贤王的情,把儿子放了,有什么意义呢?于是乎,计高一筹,终于逼出了穆桂英,献出了降龙木,事情也就顺水推舟的解决了。前面已经说了,《见太娘》中,表现的人物矛盾复杂的心理,而随后的《见八王》,则应该表现的是兴奋激动的心情,因为儿子有救了,但是,下面还有一步棋没走完,这中高兴也只是内心中的,不能表现出来的,最后《见穆桂英》,则完全是达到目的的手舞足蹈了,这时候的心情完全外现了,儿子有救了,降龙木也得到了,一箭双雕,能不喜嘛。这出戏还有一个高明之处,就是主人公的“三换衣”,有此独特的含义:“头帐”见太娘,着元帅盔,身份是元帅,因为只有大公大义才能让老太太稍安毋燥,不至于破坏了自己的计划;“二帐”见八贤王,换上驸马装,意思是我与你现在是亲戚,不是君臣关系,你也不要拿什么君臣关系来压我;“见桂英”中着便服,意图更明显,就是说,我没有把你穆桂英当外人,虽然口头上没承认,但内心已经接受了这个儿媳。

  罗嗦了这么多,着重的还在于说明演员把握人物心理的重要性,对于杨延景这个人物,焦晓春把握的非常好,这一点是比薛志秀强的,薛的《辕门》,从头到尾,如出一辙,于这些细微之处,留意不够。焦晓春先生于1988年去世,也算是英年早逝了。她的风格,很接近秦腔老前辈王文鹏,她的《葫芦峪》唱的很好,《祭灯》尤为精彩,突出了诸葛亮临终前的那种遗憾、悲愤的心情,大有“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意味。她是一位杰出的须生演员。

  友人记忆

  焦晓春二三事

  我是七十年代初被招进兴平剧团的。当时我从团内老演员那里得知,焦晓春十七岁时就成了声震西北的秦腔名角。最初定工资时,一般演员月工资只有三四十元,而她被破例定为月工资240元,这在当时几乎是个天文数字。但是,她却主动要求把她的工资降到120元。此外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无论是排练还是演出,无论是外出坐车还是住宿,她从来没有一点“特殊化”。这些虽是生活中的点滴小事,但却体现出她高风亮节的高贵品质,也正是因为这些,她赢得了全团上下、老少所有人的尊敬。她的人格魅力也一直影响着她身边的许多人。

  在后来共处的日子里,我们十分投缘,她没有半点名角的架子,与我总是姐弟相称。

  焦大姐为秦腔艺术奉献了一生,为广大观众奉献了一生。即使在她病魔缠身是,她也从未放弃过对艺术的高度责任心。有一次在西安纺织城一个露天剧场演出时,她的关节炎严重到行动都很困难的地步,按理她完全可以让别人替演。但想到台下熟千名冲着她而来的观众盼望看到她演出的急切心情时,她毅然拒绝换人而自己上场,团领导只好在开演前说明她的病情,并声明她在表演中可能因身体状况而该跪下时跪不了,表演可能不到位,请观众谅解。然而,她一旦上场,便把病情抛在脑后,即使为了一个动作疼得满头大汗,她还是咬紧牙关一丝不苟地表演着。被感动的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我们在台上也为她的这种精神而热泪盈眶,以后,她的身体每况愈下,无论是身体还是嗓音都渐渐地无法适应演出了。就这样,她还是经常跟着剧团上山下乡,足迹踏遍了陕、甘、宁三省,只到病魔无情的吞噬了她的生命。

  在其成名之作《辕门斩子》中,她扮演杨延景的一念一唱、一招一式真可谓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博得秦腔界专家内行及广大观众的高度赞赏。该剧被陕西电视台录制成电视艺术片,这也是电视台最早录制的秦腔艺术片之一。在她另一出拿手好戏《葫芦峪》中,她把诸葛亮的机智多谋及临终前“祭灯”时对其一生功过回忆追述得苍凉悲切,表演得出神入化。虽然如此,终其一生总是不耻下问,虚心求教,在艺术上追求精益求精。她常对我说自己没有文化,过去排戏只靠师傅的口传心记,对许多唱词理解不深。每当遇到她不太懂的字词含义时,她总是虚心地向我或者团内其他人请教。在西安演出时,她并不以自己成名而自满,总设法把刘易平等前辈艺术家请到台上为她做指导。

  不知不觉,焦大姐离开我们已经十几年了。然而,她对秦腔艺术的贡献却永存,她的音容笑貌也依然留在我的脑海中,犹如昨天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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