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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新专辑《像草一样》包含了足够多的与时俱进,可苏阳的音乐依然像是盗墓者辛苦一夜的成果和尴尬——一个让职业盗墓者发呆的四不像。说它古代,却经过了现代的包转;说它现代,却能在字里行间找到祖先的身影。再职业的盗墓者都得犹豫: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平安夜北京的首发演唱会,目测一番,星光现场挤进来将近一千人,人头攒动,屌啊!土根还是有市场的,这个问题或许是由基因决定的。我一直不阳光的认为,蒙古音乐在欧亚大陆有市场,很大程度上跟当年的成吉思汗发动的战争有关。据德国《明镜周刊》说:现在世界上大约有1600万人可能是成吉思汗的后代……

  我们暂且不评说方法,单说效果。台湾文化至今都深受日本文化的影响,而日本学习西方却是主动的。岛国文化的危机感感觉时刻存在,因此,他们负担更轻。不像我们,早早形成的文化秩序,同世界上其他轻视技术的文化体一样,要闹个玉石俱焚才罢休。到现在为止,识时务的才俊们还会说:重要的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创意(技术)。

  一座贺兰山,一条黄河,戈壁山丘,蓝天不应。民歌穿梭其中,花上几百年口耳传阅,品读生活四面,吟唱世事八方。那可是多少年来多少批人怎么打架都消灭不掉的文化,真是到今天断掉了,而且是以发展的名义去执行,那就太没面子了。套用电视剧里的话:百年之后,有何面目去见列祖列宗?

  我们尊重、欣赏、崇拜准西化的形式,音乐里面,套用现成的手段和技法,编制遥远而宏大的梦境。比如说新兴的乐队化音乐都使用英文演唱,这有什么问题?没有,起码我觉得没有。前几年我跟抗猫聊过这个事,我说以后要不要写点中文歌词的。她说,你看我们打小听的音乐都是外文的,英文的摇滚乐,那后来我们自己做的话,我觉得这很正常。是,语言不是最终的问题。我刚听摇滚乐的时候也不喜欢英文歌,因为听不懂(可悲是现在还听不懂)。但是我喜欢他们的所谓“配器和旋律”,给力、来劲、上头。我这样的土鳖,活到现代也没有融入所谓都市生活的节奏,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另外一些人,生下来就活在那样的氛围和语境里。所以,我更喜欢用“老矣”搪塞、回避或迎接这个问题。像苏阳在《冤家》里唱的“英格历史(English),说洋话,数理化也不是个啥。”四十一岁的苏阳,儿子都要考大学了。他音乐的场景,不可能被所有人接受,包括“书记、社员”这类在年轻人看来“写意”的词。劳动号子,对底层小人物的绘声绘色的刻画,对土地和历史的复杂的情感,对现在进行时的怀疑,对未来的恐惧。

  有个问题也是最近才发现,如一段进入大脑后自然发生反馈的“声音”,它可能一直躺在记忆的深处,不被启东时默默无闻,一旦被唤醒便以一个鲤鱼打挺的姿势跃起,哦在这呢啊,别来无恙啊?但是,这绝对不具有全体性,而是一种断代性的产物。如民乐、戏曲,只关乎一些人的情感模式。当然这个所谓的情感模式不存在了,如同那一套生活方式的消亡一样,无论民乐、曲艺也就没了活下去的土壤。运气好,博物馆里陈列接受瞻仰;运气差,在旧书摊的一本纸张已发黄、受潮的书本里某页某段中躺着,安享晚年不问世事,仅此而已。

  近几年的情形看,内地的音乐阵营里,民间派这边果真是土根路遥知马力,散漫却不息。不会因为整体行市变好或变坏轻易受到致命的打击,过分的折损。我能感觉出来,苏阳的音乐,无论《贤良》或《像草一样》都不是所谓精英化立场的音乐,没有迫切的呼吁、联合、策略,不是《让子弹飞》,而是《鬼子来了》——我们生活在祖辈的土地上,接受他们的教育和生活方式,然后,你们来了,你们是谁不要紧,重要的是,我们自己不是谁。

  这张专辑的前前后后,苏阳身先士卒一马当先,体验着各个角色的辛劳,其中辛苦他自己最有体会。直到首发前几日,累得一度失声,却又在几日内神奇般的恢复过来。有一天我忽然想,我四十岁的时候,能有他一半的活力和敏感就足够了。就像微博上阿牧那日的煽情:回首零六、零七年的书生意气指点江山。我想,听听苏阳,或许能找回那股劲头。一张专辑能留下的东西其实并不多,一些经历过的人,在其中找到了感触,对比当下,把酒问青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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