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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要内容:这一次张麻子让我们嗨了,姜文借这个土匪建立了一个中国式的混账逻辑:反正好人没好报,那就看谁比谁精,谁比谁狠,活下来的是真爷们儿。马拉火车,麻将面具,威风锣鼓,都是国粹。

  如果哪个导演跟你说,他摸清了商业电影的规律,基本上是在忽悠你或者自我忽悠,就算他熟读国外大片,轮到自己动手,十有八九还是东施效颦。很可能,外国人的G点和我们中国观众不在一个位置,我们会喜欢,欣赏,但不会嗨,更不可能跟他一起嗨。好些年了,人们都在谈论国产电影的娱乐性,但此话题一直无法通过某个标本展开来。确实,以前的国产大片怎么看都不够娱乐,商业得不纯粹,尽管夺得了剽悍的票房。终于,我们有了《让子弹飞》。

  这一次张麻子让我们嗨了,姜文借这个土匪建立了一个中国式的混账逻辑:反正好人没好报,那就看谁比谁精,谁比谁狠,活下来的是真爷们儿。马拉火车,麻将面具,威风锣鼓,都是国粹。较劲,斗气,赌命,传统的侠客做派,却取消了传统的道德判断,于是人物越发无拘无束,狡黠勇猛且天真烂漫。

  连女人也一样,她们的选择与情爱无关,舒坦是第一要旨,既然男人都不可靠,不如找个猛一点的,拒绝纠结。而惯常的做法是,我们要为人物设计两难处境,她们和他们一纠结,作者就来劲,道德的诘难,人性的光辉,我们要思考,寓教于乐,不怕观众不买票。没承想观众还真就不买票了,在这个选择上,他们从不纠结。

  从《太阳照常升起》到《让子弹飞》,估计姜文摸清了这个思路。不要寓言,取消思考的维度,加上他的电影趣味和个性,应该说这一次娱乐精神得到了空前的释放。三天的票房已经达到一亿元,据说可能突破五亿。但这个突破是类型电影的理性突破,而不是姜文才华的突破,票房不能遮蔽电影存在的问题。

  我固执地认为,电影是理性的劳动,如何才够嗨,怎么一直嗨,最后嗨到点上,每一步都是绞尽脑汁推导出来的。土匪、骗子、恶霸的组合预先取消了谁是好人、谁是坏蛋的道德悬念,因此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每一步都是意外,让观众始终保持亢奋状态,没有上厕所的“尿点”。但我觉得影片后四分之一滑落了,虚焦了,结尾没有嗨到点上。

  没有道德负担的斗智斗勇当然过瘾,但我们的观众还是需要道德认同的,他们不喜欢恶霸黄四郎和骗子马师爷,但必须喜欢张麻子,不管张麻子自己是否愿意,但在观众的期待中,他必须成为惩恶扬善的英雄,善恶分明。显然姜文知道这个规律不能含糊,于是悖论产生了。

  张麻子出山为劫财,黄四郎作恶为敛财,马师爷买官也是为了搜刮钱财。 都是一个钱字,这是最原始的故事推动力,最后钱落谁手,谁就是赢家,影片结束。黑吃黑,观众肯定是不买账的。都是为了钱,也要分出是非善恶来。比钱重要的是命,比命要紧的是气。老六死了,劫财的目的换成了报仇,但姜文不满足,光是为哥们儿报个仇,这事小了点,张麻子顶多是个重义气的黑老大,不算英雄,只有一个办法,把个人仇恨转变为阶级矛盾,发动受压迫的民众造反,推翻恶霸。升华了,但到了这里就不得不解决价值观问题,张麻子到底是什么人?他说他过去参加过革命,当过手枪队长,曾经是个有理想的人。明摆着是姜文要告诉观众他的行为根据,否则张麻子犯不着跟骗子师爷掏心窝子。

  在国外大片里,是非善恶的对抗,有宗教作评判,大家已成共识。我们没有宗教背景,那么对抗性矛盾是什么呢?阶级斗争。这方面,我们有一整套意识形态语汇作背景,规则不言自明。革命是一个寓言,在这个寓言里,个人是不重要的。自《阳光灿烂的日子》开始,到《鬼子来了》再到《太阳照常升起》,可以看出姜文是个寓言爱好者,但在《让子弹飞》里他必须自我简化,这是一个内在的、难以解决的矛盾,受到损害的是电影的纯粹性。前半截,张麻子拿着电唱机对老六说,“有了钱送你去国外,你就会知道谁是莫扎特,他们是怎么把声音放进唱机里去的”。那一段很动人。老六是他死去战友的儿子,他把其看成了未来的自己。所以老六的死足够他转变劫财的目的,动机和情感都是个人的,故事的推就此动力升值。很可惜,后来这条线索没再延伸下去,被革命寓言悄悄挤掉了。黄四郎的死(他应该死得很难看)也没有作用在这段情节上,前面的铺垫就显得浪费了。因为故事落点不在他身上。

  革命成功,张麻子何去何从?兄弟们离开了他,带着解放了的妹妹到上海骑自行车去了。世界上又多了一个孤独的英雄,只是这个英雄孤独的没道理,没着落,没有余韵。影片嗨到结尾走气了,失去了焦点,整个品相差了。有点遗憾。听一位高手说《让子弹飞》很好看,但不高级。我同意,电影完全可以娱乐,同时也高级,而且姜文有这个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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