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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导演陈凯歌筹拍电影《赵氏孤儿》,将剧本创作的任务交给高璇、任宝茹。电影《赵氏孤儿》的剧本创作经历了两年的曲折过程,在本月《赵氏孤儿》上映之际,高璇、任宝茹又因为对片尾署名提出异议而成为舆论焦点。

  把反人性的行为 改造成人性的光辉

  高璇与任宝茹曾共同创作了《别了,温哥华》、《我的青春谁做主》等电视剧。2004年,两人首度与陈凯歌合作,将严歌苓小说《白蛇》改编为电影,但因种种原因未能拍摄,2006年为陈凯歌撰写的第二部剧本也因故被封箱。2008年,高璇与任宝茹受邀为陈凯歌新片《赵氏孤儿》撰写剧本。

  高璇表示,《赵氏孤儿》的改编难度很大。在创作前,她和任宝茹就仔细读了史书、元杂剧和几个话剧版本,发现主要难度在于,程婴用自己的儿子替换赵孤这个情节点,在当下如何解释。“现在和春秋时期的观念差距很大,在春秋时期确实会有这样的‘士’,宁愿牺牲自己的儿子也要保全大义。但是现在的社会,一家只有一个孩子,父母将孩子奉为至宝,程婴的这种行为就是反人性的,是无法接受的。”

  为此,高璇和任宝茹设计了很多种情节,甚至提出一种极端的想法——将这一行为界定为阴谋,程婴把自己的孩子献出来是有政治诉求的,如同吕不韦献赵姬一样,最后的目的是做“摄政王”。但高璇表示:“阴谋论是最好写的,元杂剧中就有《密谋》一折,可我们认为,在元杂剧里没有看到一个父亲对自己孩子舍出的一丝一毫的痛苦,不能这样处理。我们还设计利用外围的误会,阴差阳错把孩子献出去,但这就篡改了故事的本意——程婴一定是知道献出的是自己的孩子。这样的反人性的行为,要把他写成人性的光辉,确实非常困难。”

  这一环节成了剧本创作过程中的拦路石,两人逐渐发现,剧情需要一个外部的力量去逼迫程婴。在元杂剧里只提到把婴儿抓起来,两名编剧则进行重新设计:屠岸贾一看见赵姬自杀就封城,展开全城大搜捕,程婴从抱着这个孩子走出门就已经插翅难飞。接着,两个婴儿都在程婴手里,只能选择一个生、一个死。高璇说:“因为结果是固定的,我们就要利用编剧的方法倒推,从最后的结果推前面的情节,最终编出一场戏来。我们发现,把赵孤和100个婴儿放在一起,叫做整体利益。程婴在两个孤儿之间的权衡,实际上就是为公还是为私的权衡。”随后,陈凯歌提出,搜孤的关键时候程婴应该不在家,由程妻来做这个决定,用母性来表现就会自然许多。

  在高璇和任宝茹眼里,程婴只是一个无意中被卷入政治的小人物。他目睹庄姬死亡的过程,心灵上受到了触动。庄姬临死前嘱咐他要让孤儿将来“忘了仇恨,好好活着”,是编剧特别强调的地方。编剧表示:“程婴是一个小老百姓,突然被放在一个历史的节点,让他怎么办?他的力量那么弱,既不能保护自己,也不能保护婴儿。面对着两个婴儿做出选择,无论怎样都会换来后半生的痛苦。在这部影片中,程婴表现的是‘仁’,而不是原来的‘义’。”

  编剧权益亟待出台规范

  高璇与任宝茹在完成了《赵氏孤儿》剧本前半部分后,与陈凯歌发生了一些分歧,加上一些时间安排上的原因,两人中途退出了《赵氏孤儿》的剧本创作。据高璇介绍,最终公映的成片有一半以上的情节是来自她们二人当时创作的剧本,然而在最终的片尾字幕中,编剧署名陈凯歌,两人的署名却是“前期剧本创作”,而且排位很靠后。两人对此表示不能接受。

  高璇和任宝茹对记者表示,编剧署名权在合同里已经写明,但是没有想到最终会以“前期剧本创作”的称谓出现。她们咨询了律师,得到的反馈是,这是个“擦边球”概念,即使走法律途径也没有胜算,因为没有任何权威机构来对署名权进行规范。

  “‘前期剧本创作’这个生造的名称虽然看起来好像跟编剧差别不大,但我们觉得编剧的地位降低了。”高璇和任宝茹表示。

  “以前我们被行内的学会叫去开各种维权会,我们俩就在底下玩手机认为事不关己,还说如果我们俩都要维权了,就没有天理了。因为我们一直以来跟导演的关系都处理得很好,从不对立,真的没想到有一天这种事会发生在我们身上。”高璇说,“我们不否认个人目的,想让大家知道我们的工作就让‘前期剧本创作’淹没了。我们在电影院看的那场,等到字幕‘前期剧本创作’出来的时候,观众已经走完了。”

  提到编剧的权益保护,高璇和任宝茹均表示,编剧不应该与导演和制片方对立,而应当呼吁管理部门出台相关规范。“我们应该有一个对署名权量化的标准,比如写了多少戏份可以署在什么位置,或者按照编剧、拍摄剧本编剧、改编编剧来细分,凡是参与剧本创作的都应该享有署名权。”除此之外,高璇也提出,编剧还应有宣传权,宣传要有编剧的一席之地:“写新闻通稿时好歹提一句剧本是谁写的。能谈某演员的演技多有突破、某导演的功力多么深,为什么就不提一提某编剧在创作上又有哪些创新呢?正是因为长期在宣传上的忽视,才导致公众不关心影视剧的编剧。”

  任宝茹说,对于编剧维权的呼吁已非一朝一夕的事情,但每次都会很快归于沉寂。然而,如果编剧界比较有资历的人都不去呼吁争取,那些人微言轻的小编剧就更不敢吭声。她说:“很多年轻的编剧在网上给我们留言,说他们为了能拿到酬劳或者获得下一次写剧本的机会,不敢得罪制片方,不得不妥协,放弃署名。我们当然可以号召联手抵制霸王条款,但不能不顾及那些编剧新人,他们还要靠这个生存。所以为什么说编剧维权难,一到需要抱团的时候就瓦解,你不写我写,制片方总能找到编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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