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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氏孤儿》出自史记,在相近时期的文献中并无佐证。有人说其实这个故事是太史公这个历史文字工作者搞的文学创作,是虚构作品。个人觉得可能这个故事真的是编的,但是它有它的功用——是司马迁用来阐释春秋大义的。对于春秋大义,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市这样阐明的:“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也就是说春秋大义是个了不得的东西,讲的是对是非的评判标准,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价值观。

  史记中的记载之所以打动人,在元代又改编成杂剧,再后来又流传到海外,绝不仅仅是因为充满戏剧性的故事,更是因为因为其中的价值观:忠义。

  忠义本身是可贵的。公孙杵臼赴死是源于忠,这里的忠不是下对上的那种义务,而是论语中的“为人谋而不忠乎”的忠,是值得且应该信守的责任和义务。张巡、南霁云死守睢阳,是忠;抗日战场上数百万中国士兵为国捐躯,是忠。忠发生在关联责任人之间,而义发生在非责任人之间。所以义比忠更可贵。

  程婴的出发点是义。义很明显是中国人才有的价值观,看到不符合正道的行为就挺身而出,有所作为。所以有个词儿叫“见义勇为”,这个词儿就是对程婴救孤育孤的定性。

  忠义是传统价值观,之所以被反感,是吃了过分宣传的亏。其实总有那样的人,让我们活的惭愧。在电影《赵氏孤儿》里,无论是程婴还是赵孤身上,价值观都远离了原始故事中的价值观。南方周末发过陈凯歌(在线看影视作品)的专访,凯爷对自己的价值观开门宗义:回归常识,不要用高调毒害观众。他的另外一个表态是:元杂剧宣扬的是封建主义的价值观(《陈凯歌应对北大学子尖锐提问——电影应具备向社会提问的价值》12月15日《新民晚报》)。

  鲁迅说,一本红楼梦,经学家(在里边)看到易,道学家看到淫,阴谋家看到政变,革命家看到排满。《赵氏孤儿》这个故事的价值取向有很多,不同人改编有不同的侧重,这次,陈凯歌拿掉的是“忠义”。

  陈凯歌想表述的是:相对忠义来说,个体的生命才是最珍贵的,这才是21世纪应有的价值观。”以现代人的思维去解释古人的行为。这条道路是不是正途?我持怀疑态度。你可以说古人野蛮,不以人为本,不尊重生命。中国人是从各种大口号、大前提、宏大叙事中走过来的,解构这些宏大命题,还原生命的卑微琐碎,既是祛魅的需要,也是时代的必然。这些我都承认,也接受。

  但是,我还要说但是。

  春秋大义作为价值观是否真的不适合21世纪呢?所有的历史都应该是当代史么?一定要用现代人的思维去考量古人么?义是高于普通人性之上的,也贯穿于各个时代。“大义”恐怕不应该像陈凯歌所说的那样,沦为什么“封建主义的价值观”,“大义”在人性泛滥的今天,更不应该被贴上“高调”的标签扫进垃圾堆。无“义”的时代、不信“大义”的时代,“大义”才更有意义。事实上,“大义”仍在——公益律师为遭遇强拆民众提供法律援助,是义;帮助远征军老兵回家,是义;解救被奴役的智障残疾窑工,也是义。程婴做的,今天很多人还在做;程婴做到的,今天依然有很多人能做到。有些价值观大于生死——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跟梁启超说:“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随后慷慨赴死。如果仅仅以尊重生命为唯一价值观,1937年的时候又何必奋起抗日?直接投降保命得了。所以,我不同意电影《赵氏孤儿》的“去忠义化”,陈凯歌自认为洞悉了人性的卑微和庸俗,但这不是把“大义”弃若敝履的理由。

  就算终生都挣扎在粪坑里,但不意味着我们无权梦想玫瑰和百合的芳香。

  董啸(娱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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