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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凯歌将葛优扮演的程婴定位为一个普通民间医生,他胆小、怕事,却意外被推上了救孤之路

陈凯歌现在开始反思,他希望降低姿态,因为,今天已经没有象牙塔

虽然现在拍数字是主流了,但陈凯歌还是觉得胶片最好

陈凯歌

  作为内地为数不多坚持自己“文艺理想”的导演,陈凯歌一直被置于象牙塔的顶端。但是最近见过陈凯歌的人或多或少发现,“凯爷”变了。为了走进观众,他亲自带队,跑了13个城市,宣传贺岁片《赵氏孤儿》。在片场,他对剧组成员嘘寒问暖,也允许演员们自由插话。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事。

  谈及转变,陈凯歌说,今天已经没有象牙塔了,“水往低处流,人也要往低处走才好。”但在朋友看来,陈凯歌骨子里还是陈凯歌,不过最近几年开始信佛了。贺岁片《赵氏孤儿》里,陈凯歌的小儿子陈飞宇扮演少年晋景公。飞宇十来岁,鼓着胖乎乎的小圆脸,头上捆着高高的王冠,他觉得很不习惯。父子俩就有了这样一段对话。

  “这个东西为什么这么沉?戴着它,觉得头都在晃悠,还不能乱动。”飞宇问。“古代君王就是这样,必须端着,不能随便乱动。”陈凯歌答。“那我就不当王了!”

  “端着”这个词对于陈凯歌并不陌生。过去经常被大众媒体用来形容他。作为内地为数不多还坚持自己“文艺理想”的导演,他一直被置于象牙塔的顶端,这也成为陈凯歌身上的霸气体现之一。但是最近见过陈凯歌的人或多或少都发现,凯爷变了。

  前不久,陈凯歌接受国内最大的门户网站访问,地点选在他经常去的一个会所。会所装修得古香古色,随处可见字画、中式座椅。摄影记者请凯爷坐在一个高椅子上,他仔细看了看这椅子,死活不肯坐。他的理由是:“这个坐得太高了,接不住。而且也不能老让别人觉得你一个人高高在上,这多不好。”过了一会儿,葛优走了进来,随意就坐在高凳子上,他压根就没多想。

  陈凯歌执导的新作《赵氏孤儿》,由葛优、王学圻、张丰毅、范冰冰、海清等主演,12月4日在内地公映。陈凯歌带着葛优参加了6档电视节目,还在 12天之内,由他本人亲自带队跑了13个城市做宣传。而且在每个城市,陈凯歌几乎都会去电影院和观众见面。

  影评人魏君子忍不住向记者感叹:“其实我觉得陈凯歌很可怜,他现在为了走进观众,几乎是卑躬屈膝了!”陈凯歌跟记者说:“水往低处流,人也要往低处走才好。”冯小刚说过:“凯爷最适合呆的地方就是象牙塔……你劝他平易近人,等于害了他。”现在,很多人会和冯小刚一样忍不住担心:这个正往低处走的陈凯歌,还会是曾经的凯爷吗?

  低姿态的陈凯歌

  11月初的北京,阳光灿烂。

  提前15分钟,记者到了陈凯歌北京的工作室,等着看《赵氏孤儿》。工作室由两套相邻的公寓组成。一套房是日常工作人员办公的地方,另外隐秘的一套房才是陈凯歌本人的办公地点。

  陈凯歌提前了10分钟就赶到工作室。他指挥几个助手,拉上丝绒窗帘,打开电视机、DVD机器,搬来茶几,泡上红茶,摆上纸巾……甚至,他把椅子都摆放好了,确认每个座位都不会互相遮挡。

  然后,他走过来,客气地一一招呼正等着看片的记者。他向大家解释:“其实,现在我做的是宣传人员的事情,因为他们迟到了,就由我来做。”片子后期没做完,只能看到故事情节,部分特技效果还没加上去。等大家入座,他又匆匆离开,继续做影片的后期。

  陈凯歌自己的办公室非常简单,一张大办公桌,两台电视机。桌角、电视机上,随意放着一些他和朋友、妻儿的照片,还有一些各种场合拿的奖杯。

  《南方周末》某记者一直忘不了两年前他就在这个办公室里采访陈凯歌。当时,陈凯歌的高大身板往椅子上一坐,隔着一张办公桌,就有了无形的居高临下的气场。“这种感觉非常不好,一开始就注定了这不是一场平等的对话,他的椅子怎么就那么高,我总觉得自己坐得太矮了。”他说。

  看完片后次日,记者在北京一个胡同里采访陈凯歌。他准时到了,头发被风吹得立起来。和过去采访他一样,他手上正拿着采访提纲,一字一句地认真看着。他比《梅兰芳》时更善于言谈,在2个多小时的采访中,他滔滔不绝,引经据典,随口就是大段的古文经典。谈完,他还会跟你拉拉家常。

  拍照的时候,陈凯歌主动跟摄影师聊天。但面对镜头,他还是拘谨,放不开。

  问他:“你都做过演员了,怎么还是不适应镜头?”“我不爱演戏,尤其不爱拍照,怎么都觉得不自在。”他答。

  在北京举行的第一场《赵氏孤儿》媒体见面会上,葛优、张丰毅、黄晓明等一众明星站在台上,台下坐了黑压压的记者。陈凯歌上来就说:“这一部是我的反思之作,上映后会有不同的声音、看法,我建议你们这些演员对所有的批评都照单全收。要跟所有的观众和媒体朋友说:敬请原谅,下回改正。”他还主动提到,这是在拍完《无极》之后,最大的心得。

  某种意义上,《无极》是最近10年陈凯歌遭遇的最大的职业危机。陈凯歌用这种主动的姿态来提起这段旧事,让媒体都诧异,事后他解释说:“与其让别人来提,还不如自己来说。”

  据知情人士透露,在《赵氏孤儿》讨论宣传方案时,有人甚至提议,让“馒头”恶搞事件的操刀手胡戈来看片。陈凯歌没有否决这个想法,还提出:“你们请他来,我觉得也可以。”而当年,他对恶搞视频《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几近愤怒:“我觉得人不能无耻到这样的地步。”

  12月是黄金贺岁档,分别有陈凯歌的《赵氏孤儿》、姜文的《让子弹飞》和冯小刚的《非诚勿扰2》,现在《赵氏孤儿》先发,实为退让。大多数导演顾及颜面,不会直接承认。但陈凯歌会当众说:“孔融4岁都能让梨,我进入电影这个行业的时间,比小刚、姜文都稍微早。作为先开始电影事业的人,我理应避让一下。”程婴姿态也被放低了

  《赵氏孤儿》是陈凯歌制作速度最快的一部影片。剧本磨了两年,拍摄只用了4个半月,整个后期制作用了不到4个月的时间,包括大量的特技镜头。

  陈凯歌改编的蓝本主要是元杂剧《赵氏孤儿》。“在元杂剧以及其他的剧作中,我看不到一个真正的程婴,我觉得,人不必伟大,但要真实。”陈凯歌告诉记者,他没有选取《史记》中程婴是赵家的门客这一说法,因为他认为中国历史上,士为知己者死是理所应当的。

  陈凯歌将葛优扮演的程婴定位为一个普通民间医生,他胆小、怕事,却意外被卷入这场豪门争斗,加上命运的机缘巧合,被一步步推上了救孤之路。“我认为中国所有所谓的正面价值都是从民间发生的,因为中国的历史简单地说,也可以看作是一部杀戮史。”陈凯歌说。

  他把程婴的姿态拉入民间之后,就必须守常,按照常识来推进人物的命运。这不得不面对两大难题:第一,一个人会不会为了别人的孩子,而牺牲自己的孩子?第二,孩子救下来,他该成为一个复仇工具,还是一条珍贵的生命?这两个问题解决了,才能让观众信服这个故事。而在电影的前一个小时,陈凯歌解决了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则是程婴抱着孤儿投奔到仇家门下,把孩子养大,并最终报仇的过程。这段故事在大多数文学作品中,都被一笔带过,却成为陈凯歌抒发个人情怀的部分,这也遭遇很多观众的争议声。

  2003年,陈凯歌接受外媒采访时还直言:“讲故事不是我的任务。”但是现在的陈凯歌会告诉记者:“美国人说好电影有三个条件,故事,故事,故事!以前觉得太没劲了,现在觉得有道理。”他也承认,自己一开始拍电影时,总想从视觉的角度入手,去打破有些东西,却看不起讲故事。

  除了在剧本上重视故事,陈凯歌在片场拍戏的状态也变了。张丰毅在《赵氏孤儿》里,出演公孙杵臼,他是陈凯歌电影学院的同学,两人以前合作过《霸王别姬》、《荆轲刺秦王》。张丰毅觉得,这些年陈凯歌居然平和多了,而且还有了商业意识。

  拍《刺秦》时,剧组每个人神经都绷得很紧,不敢随便言笑。“那时有个摄影师,连到小卖部买盒牙膏都不敢大声说话,只能低声地说‘老板,来盒牙膏’。”张丰毅还故意压低嗓门,模仿得惟妙惟肖。

  在《赵氏孤儿》摄影师杨述印象里,陈凯歌比以前会照顾人了。他跟陈凯歌拍过《温柔地杀死你》以及1部短片。拍戏间隙,陈凯歌经常会送来咖啡、零食,跟他说:“你赶紧去吃点东西,别老忙乎。”以前,陈凯歌肯定忙着拍戏,他不会注意到这种细节,也绝对不会嘘寒问暖。

  “从《无极》以后,陈凯歌沉寂了一段时间,自己反思。他跟我讲,他一年中都在研究《梅兰芳》,对仁爱两个字感受非常深。另外,他也觉得自己名利都有了,下面就是想做一件自己想做的事情。”王学圻告诉记者。王学圻最早和陈凯歌合作过《黄土地》,见证过第五代导演的处女作;也是《梅兰芳》里的十三燕,现在《赵氏孤儿》里的屠岸贾。

  过去,陈凯歌的剧组讲究规矩。记者赵径文曾经在《荆轲刺秦王》现场看到陈导跟张国荣、巩俐说戏,都非常严厉。他最典型的句式是:你不能,你应该,你必须……

  拍摄《风月》,浙江文艺广播电台“名人热线”的记者去探班后记录道:“陈凯歌正火气冲冲,为拍摄的事跟人争论,其神态和口气也确有一种傲气……一些工作人员在拍摄时闹矛盾,给摄制工作添麻烦时,陈凯歌发脾气:我爹都死了,我还在干,而你们不好好干,不想干就走……”

  “现在完全不一样了,陈导有那种耐心、自由度。在现场,我们随便都能插话进来,他也会认真听,绝对不会说有你什么事啊。”王学圻告诉记者,这在以前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对于自己过去的坏脾气,陈凯歌轻描淡写,并不承认。他现在告诉记者:“有时候生气啊,你已经被这个情绪控制了,还能做什么事儿?但朴素的道理不是什么时候都能够明白的。”

  “其实我是一个宅男”

  “今天,我是来聊天的,不是来布道的。”陈凯歌说。

  “有时候习惯了你的布道,你突然聊天,反而不习惯了。”主持人朱军打趣道。

  “如果我曾经给你一个布道者的印象的话,那我得和你道歉,从今以后,我再也不那样了……但是,我也不会站在那里吆喝说:“快来看啊,快来看啊,葛优华丽转身、转型了!”

  现在的陈凯歌接受采访,也会像聊天一样和你拉拉家常。他笑着告诉记者,“其实我也是一个普通人,不过真要做到普通也不容易,你得普了才能通,不然你通不了。”

  他会用最时髦的词给自己定位:“其实我是一个宅男。”他的生活,除了工作以外,就是回家,交际应酬很少,也不混圈子。

  前几天, 陈红忙,陈凯歌就在家里教两个孩子做饭。做饭全程都是陈凯歌监督,比如菜可不能先搁盐,快要熟的时候才能放,不然菜不容易熟……油锅里,他会故意放点水进去,油锅里就会乱炸,然后解释为什么会这样。

  每个礼拜,陈凯歌会找一天专门给两个孩子上一堂课。他买了一块小黑板,从《古文观止》里挑一篇文章出来,比如《桃花源记》,分两次给他们讲完。陈凯歌讲得非常细,一字一句地过,相当于教孩子认字。每次上课,两个儿子就拿着字典,一边写,一边查。

  陈凯歌透露,其实陈红当年看上他,是觉得“陈凯歌这个人比较老实”。陈凯歌拍电影,陈红跟着他做制片人、女演员,也没少受气,还要顶着舆论上的压力。夫妻老婆店不容易经营好,陈红的父亲看了女儿吃力不讨好,忍不住对她说:“你何必这么拼命呢?钱是赚不完的?”

  陈红对父亲说:“我和凯歌都不是为了赚钱,否则犯不着这样。”陈红是《赵氏孤儿》总制片人,手机一天通常会换3块电池。拍完戏,陈凯歌经常累得扛不住睡了,陈红还躲在卫生间里打电话。

  聊这些家常,很大程度上,陈凯歌是想证明自己是个普通人。他也特别想澄清,自己出身同样简单:不是世家子弟,做导演的路也很曲折,根本“没有什么天之骄子的感觉”。

  据他透露,1978年考电影学院,自己第一拨就被淘汰了。后来因为导演系增加了名额,扩大招生,他才入选。报考电影学院,陈凯歌也不是出于热爱电影,就是觉得考不上一般的大学,“给自己找一个出路”。“文革”开始的时候,陈凯歌才读初中,此后就没有机会接受正规教育。其实,他最初的理想是去做学者,比如去研究《红楼梦》。

  电影学院初试过后的第三天,陈凯歌就收到了不录取的通知书。他反省,是因为自己太老实,居然一本正经地回答了一个问题。

  面试的时候,老师问他:“电影的节奏是什么?”事后,有老师告诉他,正确的答案应该是:“老师,我不知道,所以要跟您学习。”但那时候还不懂人情世故的陈凯歌,完全没有任何心眼,居然认认真真地回答了一通。现在才自嘲,那时候的自己就是傻乎乎的:“你这都全懂了,还来上什么学啊?”

  进了电影学院,陈凯歌自称,还没有吸取经验。他经常在课堂上和老师争辩,“这属于不太明理了。”接下来拍电影,“数目不多,但成绩也不算好,有时候心还挺乱,挺有挫败感。”直到现在这个岁数,他才懂得,做事要先修心。而且,“这个岁数你还能拍戏,你不感激,还犯狂,那就不合适了!”摄影师杨述和陈凯歌在一个大院里长大。在他看来,陈凯歌骨子里还是陈凯歌,不过最近几年开始信佛了。

  在纽约一起工作时,杨述和陈凯歌两个人经常一起聊天,一聊就是一个下午。一天晚上,陈凯歌喝醉了,睡在客厅的沙发上,杨述睡在躺椅上。那个晚上,陈凯歌背了一整夜的诗,有中国诗歌和古文,也有现当代诗歌。“骨子里,他是个文化人,为电影而生的。”杨述说。

  对于现在陈凯歌有意放下身价,走近观众,杨述的理解是:“这是陈凯歌对艺术领悟之后的新定位,这不是意味着他放下了身段,而是他自身修养的进步。他其实是把自己的身段提得更高了。”

  王朔曾经说:“陈凯歌还会坚守自己,因为悲剧本身就是一种力量。”

  B=《外滩画报》

  C=陈凯歌

  我也曾经急功近利过

  B:《赵氏孤儿》历来被当作是一个中国人性的大悲剧。在你看来,他真正的悲剧性应该体现在哪里?

  C:从《赵氏孤儿》里所看到的中国历史悲剧,就是对生命的无视。我们过去老说中国人的命不值钱,因为人多嘛。二次大战,美军在两个战场上作战,伤亡不超过100万,可是我们,连平民带军人,是2500万到3000万的伤亡。固然可以说我们国力落后,战争牺牲惨重,但是跟我们的观念也有直接的关系。美军鼓励投降,打不过你就投降,投降就是表达了最高的原则,就是对生命的珍惜。

  B:看《赵氏孤儿》让我突然想起了《刺秦》。北京电影学院的某位老师曾经评价:“陈凯歌的确将他所学到的人性理论建立起来了,但缺少人物性格的堆积、铺垫。”这部戏是不是有反思《刺秦》的成分?

  C:很惭愧啊,拍《刺秦》的时候我有热情,也有热血。但最重要的一点,拍电影的人不能站在强者的一边,这是不可以的。中国历史上发生的事都这样,不管你的口号和理想有多崇高,你都不该牺牲万千人的生命为代价去实现它,目的的崇高不能为行为的卑鄙制造借口,这是最根本的东西。

  B :十几年前,你在拍《刺秦》的时候,已经把这种人性理论提出来了,但问题是没有得到观众的认可,影评界也是后来才给这部电影平反。你现在担心会有同样的事情发生吗?

  C:不会。《刺秦》那会,剧本还没熟透。而且那时候,我还有很多的功名心,所以,那时候就根本做不到不使劲儿。现在,就真能够做到不使劲了,就是按照事物的常识、本源来处理,才有真的生命力。我问高僧们:“什么是修行啊?”他回答说:“好好吃饭,好好睡觉。”这是什么话啊,但这道理深。做电影就是做电影,不要给电影加附加目的,包括想让人感动,都是错的。

  B:我好奇,你怎么能把这个功利心放下?对于这个圈子里的人,这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

  C:我能这么想是因为自己也曾急功近利过,想一展身手,但是发现违背了我自己。我们现在是一个数字国家,所有的事都拿数来算,所有的数都是跟钱有关,我就觉得没意思。我们是怎么了?这是个问题。反而是在这样的一个极端的情况下,怎么让自己放下,回到电影的本源上去。好的电影是拒绝接受那些附加条件的。

  B:《无极》算是你急功近利的时候吗?

  C:《无极》单从心态上来讲,远没有拍《霸王别姬》时好,也没有拍《赵氏孤儿》好。因为那个潮流刚刚起来,都想去尝试一下。《无极》是一部被人误读的电影,但我认为这是一部不错的电影,虽然有缺点。这么多年过去,我还一直这么评价它。

  B:刚好处在一个舆论漩涡里,平民网络俗文化开始挑战精英文化,《无极》正好处在那个对立冲突的时刻。

  C:这正好对我有特别大的帮助,它让我能够看清形势,并且能够帮助我回到创作的本源上,所以我对这事应该感激,不然可能没有《赵氏孤儿》,也没有《梅兰芳》,这是好事。

  说我是世家子弟,这是误解

  B:看《赵氏孤儿》,感觉导演的状态特别好,这和你的拍摄心态有关吗?

  C:有人问我:“你看,俩姓程的,一个叫程蝶衣,一个叫程婴,在你两部电影里面,程蝶衣是不忍,程婴是一忍再忍,这是不是就是你?你是不是现在学会一忍再忍?”其实‘忍’是很高的品德,但是我没有放弃的是,程婴最后是为了自己哪怕是很小的梦想。所以我真的觉得,当他真的能把一个健康、明朗、勇敢的赵孤带到屠岸贾面前,谁能说他不是胜者?

  B:到了你这个年纪,这个地位,还能调整自己的状态。你怎么做到的?

  C:其实我啊是百姓出身,大家会有误解说我是世家子弟。我父亲经历的磨难多得不得了,他始终没有被社会真正信任过,这在我少年的心里留下很多阴影。我当过兵、当过工人。很多人对我不了解,所以会对我有这样那样的想法。

  其实转变对我来说,没那么难。过去我说的一些话可能不中听,但都是真话,到现在我还没有学会虚与委蛇地对待人。倘若你真的不能在生活里头完全说真话,你也应该在你的电影里面说真话。如果你在生活里、电影里都不说真话,我觉得挺对不起自己的。所以我说程婴是我做不到的境界,但是程婴告诉我:人得真实地活着。

  B:你每个阶段拍的人物,都跟自己心境有很深的联系,比如梅兰芳身上的纸枷锁。现在这部戏已经过去了,你的纸枷锁也被解脱了吗?

  C:还没彻底解脱。我刚开始拍电影时,是百废俱兴,大家对这拨年轻人也都挺尊重的,这个叫少年功名。有了这么一个局面,难免骄傲起来,这很正常,人嘛。后来有了警惕,慢慢地不仅环境能给你纸枷锁,你自己也给自己套了,觉得自己好像有点成绩,其实都没什么了不起,你得把这事儿想开了。同样,对这个环境、这个时代,我没有抱怨,因为你个人的力量是没有办法去改变全局的,你对全局的贡献就是你老老实实拍你的电影。

  B:这过程说起来简单,但你的内心肯定会有一个很痛苦郁闷的煎熬过程。

  C: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我经历过“文革”,我看到过比这更加荒谬的事发生在我父亲身上。但是我父亲后来成了一个见人就帮的人,很多年轻导演都从我父亲那里受益,他变成了一个在性格上非常温和的人,其实以前脾气很大。我说:“你是让人给斗怕了。”他说:“不是,是另外的感悟。”他没有抱怨,从来没有,他见了斗他的人,他还给人上根烟。我觉得他明白了,万事皆成于忍,他忍耐过了。

  B:你现在脾气是不是也变得特好?

  C:我脾气一直都好。我是一个比较率真的人,用陈红的话说,“陈凯歌这人,其实很老实”。我觉得她看重我的,也就是这点儿老实了。我不太会转向,我不太会拍特别多的作品,拍得很快。这个就叫不识时务,我有点不识时务,但是我觉得这样做也有好处,虽则做得少,但是精。

  今天,已经没有象牙塔了

  B:冯小刚有句话特别有意思,“凯爷就是住在象牙塔里的人,就应该拍深刻的电影……不要俯下身段来走进平民”。比如《和你在一起》这样的电影,你不应该多拍,也不是你擅长的事儿。你认同这个观点吗?

  C:我不上他这个套(大笑)!

  B:他是怕你走出来,和他一起抢饭碗吗?

  C:我不上他这套,原因是,今天这环境没人会听象牙塔里有什么声音。可以这么说,年轻人的心被技术征服,而不被好的传统征服,这是一个现实的情景。所以,不要沾沾自喜,觉得自己可以在象牙塔里。今天,已经没有象牙塔了。

  B:你是一个经常会反思自己的人吗?你怎么修心?

  C:一定程度上,我是一个以故人为师的人。我手边有好多古书,比如《古文观止》,没事的时候翻一翻,很多智慧在里面。中国那些大的文学家、诗人基本上都是命途多舛,好运气的非常少,这就是‘穷而后工’啊,全都是人生遭遇很多不幸,可是就能出很好的诗篇。我觉得自己幸运,衣食无忧,为什么不能够像那些人去做一点你应该做的事,理当去承担的事,咱们别都掉钱眼儿里面去。

  B:这两年,特别是中国电影的娱乐氛围变化特别快,娱乐、商业片占了绝对的主导地位。在这种形势下,你是不是也在琢磨,怎么才能把你身上重的、有力量的一面,和现在轻盈的娱乐氛围结合起来?

  C:放下功名心,你就能举重若轻了。像《赵氏孤儿》,我觉得程婴的伟大不在悲情,他以一己之力去对抗一个完全不可能对抗的对手,他胜了,我觉得是不加任何附加条件的人的颂歌。关于这一点,我觉得我这个创作一辈子也难改了。有这样一个想法,可能是我小时候经历过“文革”,我所做的工作,点点滴滴都跟人的尊严有关。我觉得我们中国电影要受人尊重,不能完全掉钱眼儿里,别走极端的路子。

  B:现在拍数字是主流了,你会不会尝试一下,还是就真不改了?

  C:我有我自己的偏爱。我比较喜欢柔和的影调,不太喜欢反差太大的色彩,因为我觉得我们肉眼看到的东西,是我们拍摄的依据,我不想太强调或者夸张。另外呢,确实是从行内人的角度看,胶片是千锤百炼的,数字是技术而已,所以我一时不太会用。我一直觉得技术的进步是建立在方便之上的,都是求方便而已,但是人为什么要为方便活着呢?不一定需要那么方便,那么快,所以说我还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用胶片来拍。

  B:换句话说,是因为你比较守传统?

  C:胶片确实是好。但我不是传统,因为传统总是要消亡的。我不是非要拽住潮流的尾巴,而是要把那些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东西,放到潮流里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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