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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建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赵氏孤儿系列评论之三】

  看到屠岸贾“砰”的一下把孩子摔死在地上,我的心好像被大铁锤狠狠地砸了一下。

  改掉献孤有人情

  一年一度的贺岁档期又到了,喜剧、悲剧、杀戮复仇戏一起登场,我们看客总会觉得多多益善,乐此不疲。陈凯歌的新版《赵氏孤儿》当然是其中的重头戏之一。

  影片前半截颇有大师风范,用娴熟而时有独特的电影语言和精美的视觉效果讲故事,围绕着生命的价值讲故事。到屠岸贾摔死程婴的孩子为止,我看得比较入戏,因为有两条孩子的生命牵魂动魄。更让我喜欢的是,影片的编剧、导演把程婴“献孤”这一笔给改掉了。从听说有人要重写《赵氏孤儿》故事开始,我就担心这没人味的一笔要怎样写。这个凶险主意源自太史公。在《左传宣公二年》里本来没有献孤这一笔,司马迁的《史记》编出了献孤的故事,他写得还没那么反人性,只是说“谋取他人婴儿负之”。就这也够可怕的了,赵氏孤儿的命凭什么就比别的孩子可贵,他哭起来最好听吗?元杂剧的编剧纪君祥更混蛋,为了主题突出,干脆写成了程婴献出自己的婴儿。这么写戏剧性是有了、忠义也有了,可与情理却难通,没人味。

  陈凯歌导演很有见地,在新版故事中将此改为程婴向屠岸贾交待孩子下落时以为自己的孩子已经逃出生天。等到屠岸贾在夹壁墙中找到孩子时,这时再说出真情很可能就失去两个孩子的生命。这一笔写出了人在荒诞的杀戮年代的两难困境,也写出了屠岸贾这个人。

  屠岸贾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杀人狂徒,为了自己能够专权,他不惜杀光赵家,为了消除自己的恐惧,他还不惜杀死一百多个儿童!看到屠岸贾“砰”的一下把孩子摔死在地上,我的心好像被大铁锤狠狠地砸了一下,恨不能一把拖着杀人狂徒到地狱里去追寻那些孩子和老幼妇孺的亡灵。

  离散的后半截故事

  由于故事立得住,影片前半截有些写得硬的地方我就忽视了,比如屠岸贾精巧设计,居然能保证让一只毒蚊子叮死国君,再比如程婴摆在门口那两条鱼就是作者让他放在那里等着别人来踩的。在孩子被摔死以后,我就找不到程婴这个人了。我不知道他想要做什么,他要复仇吗?那最大的问题是,他为什么自己不去复仇而要把这个艰险的重任留给一个尚在襁褓中的婴儿?如果像陈凯歌导演在报刊上解释的那样是“看重人性强调‘放下’”,是“只见释怀不见仇”,那程婴就不是现在故事中这些动作,那就应该带着孩子远走高飞,锁进深山人未识。复仇是一个写法,“放下”是另一个写法,这两个故事没法扭在一起。

  本片还有一个挺大的不通顺之处,程婴的妻子是被屠岸贾杀死,这样他带着孩子主动去当门客,屠岸贾能信吗?他不怕这孩子将来知道自己是杀死其母的仇人吗?对照故事,我对影片的英文片名《牺牲》和导演的一些阐释就没法理解。故事中还语焉不详地让程婴把一粒救命的药丸交给了赵孤,让他去救杀人爱好者屠岸贾。导演的意思好像是程婴心机深沉而设计独特,他要让屠岸贾跟孩子有感情,这样让他死在孩子手上才能“让他生不如死”。

  如果这样,后半段程婴应该面对的困境就是:孩子真的喜欢上屠岸贾了,不信自己的话。可是影片故事又没去探讨程婴如何面对和解决这个困境,而这个困境又是程婴自己在设计之初应该能够想到的。这样设计人物和动机也许复杂、巧妙而又深刻,可是我看起来太绕啦,绕得故事自己跟自己打架啦。

  在思想的隔壁找思想

  为什么故事讲成这样?有朋友跟我讲是因为这个《赵氏孤儿》思想很深刻,我不大信,有好思想我会看不到吗。12月3日《新京报》引述导演的话说“在如何对待一条生命面前,复仇已经是次要的了”。我不知道这里是在讲宽容,还是讲禅宗。在我看来,抛弃善恶判断来做深刻状,这是当下大陆文艺界最时髦、最昏昧的思想之一。我们在故事中对杀人者的复仇其实是坚持文明社会对这种邪恶的评价。

  电影是艺术作品,是可以在好故事里探讨人性的复杂和思想的哲理,但是只要我们做的是故事片,就应该首先顺着人之常情讲故事,沿着我们听故事、讲故事的一整套规矩和说头、讲究来讲故事。我感觉《赵氏孤儿》的后半段有点离开人情编故事,抛弃故事说思想。这就导致了它故事的离散,人物也就虚了。其实,在当下中国社会最缺乏的是承认常识,讲清楚常识,抛弃人的常情常理来说思想,故事就很容易讲得硬。在思想的隔壁找思想,这不叫思考。这也许是我们时代带来的局限,但是,年头再好再不灵,在写字台和片场喊“开麦啦”和“停”的还是艺术家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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